（本文刊登於2017年3月31日蘋果日報論壇）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近來在台北火車站建築外牆，張貼了一份意圖驅離北車遊民的公告，警告遊民必須在2017年愚人節上午八點前將所有家當搬走，否則就當廢棄物處理掉，但這些政府眼中的「廢棄物」，全是遊民賴以維生的衣物、睡袋、棉被、盥洗用品，以及維持健康與生命的藥品。就在公告期限前一天，眾多北車遊民與當代漂泊協會、遊民行動聯盟、反迫遷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等民間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譴責此一驅離遊民的政府作為後，會後台北市社會局也已發布新聞稿，宣佈將「暫緩」此一雜物清除的行動。

        許多人都有在公共場所失物招領的經驗，台鐵和市政府如果在公共空間發現旅客或行人遺失的物品，在其官網上是公告以「善盡保管責任並予以編號管理」的方式來處理，並不會認為這些失物是棄物，都相信這是旅客行人的個人物品。但為何今天台鐵卻要將北車遊民的家當，公告限期搬走否則丟棄，這就是非常明顯的差別待遇與歧視，必須予以譴責！

        遊民跟你我一樣，同樣是國家的公民，同樣受到我國《憲法》與兩人權公約的保障，任何國家的人民，其人權與人性尊嚴都不容被任意剝奪，政府不可以基於違反人權的理由進行差別對待，否則就是歧視！

        事實上，台鐵的司馬昭之心，是想要透過如此手段來達到驅離遊民的目的，而這種心態就如同柯文哲市長去年11月在出席萬華第一果菜市場活動時講出內心話「把遊民洗乾淨就變遊客」，但我們也必須告訴政府官員們，真正的根源問題，在於當前這個創造低薪、高房價、高失業率、就業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若這個僵固的結構暫時沒有逆轉的跡象，那麼在這個大局下的各方利害關係人，就必須共同尋求符合基本人權、人道關懷、確保人性尊嚴的政策與對待方式。把遊民洗乾淨，他們仍然是居無定所的遊民，該洗乾淨的，其實是官員們自己腦袋裡缺乏人權意識的髒東西。

        任何來自政府部門惡意的驅離、潑水、丟棄遊民賴以維生的家當，遊民都不會消失，而不願面對問題的官僚，恐怕比犯錯但願意修正的官員更可怕！

        我們再次提醒必須依法行政的北市府、台鐵、與衛福部，在2014年1月2日由台北市議會所通過的《台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中，依法並沒有授權政府官員任意丟棄遊民的「家當」，反而在第14條有規定「社會局應視需要，結合市政府各機關及民間機構、團體，提供遊民各項相關支持性服務。」因此，依法政府不是祭出公告威脅丟棄的手段，而是應該大家好好坐下來協調，如何找到一個遊民可以放置他們家當、讓他們白天可以安心去工作的「支持性服務」，也就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放置家當的空間。

        而《自治條例》第16條也規定「社會局應定期邀集市政府各相關機關或民間機構、團體舉行遊民安置及輔導聯繫會報，並得組成跨局處遊民安置及輔導小組提供服務。」更不用說《兩公約施行法》規範各級政府機關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而當前這種公告威脅遊民的作法，即便已經「暫緩」，都無法解決問題，進行建設性對話與面對根源問題，才是王道。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兩公約人權報告 查過水無痕(上)

文 / 林彥彤 

四年，又過去了。第二次的「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在今年1月20日順利落幕。來自十個國家、總共十位具備豐富聯合國經驗的國際人權專家，在當天公布總共78點的「結論性意見」；其中，單單是「居住權」一項，專家就給出了高達9點的建議，數目與內容都遠遠超過2013年首次國際審查的結論。顯然，四年來，政府並未認真反省，任由鼓勵投機的制度繼續；被迫遷者的痛苦，也一直持續。

認真說來，問題的跨度遠不只有四年。2009年通過的「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且政府機關應該依照兩公約，在兩年之內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假如政府有「依法行政」的話，怎麼會在將近8年後的今天，還被批得體無完膚？

可能的原因至少有兩個。其中一個是，政府對落實公約興趣缺缺，只想藉國際接軌的名目賺個面子；另一個是，政府根本不懂、也不想懂「居住權」是什麼。

什麼是居住權？

先讓我們回憶一段話。2013年2月首次公約審查的時候，審查委員就在結論性意見指出：迫遷華光社區居民而未提供適當安置的作法，違背公約規定。可是，一個月後，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居然說違建戶沒有居住權，審查委員的說法是「不瞭解台灣在地脈絡」。同年3月底，華光社區遭到強拆，至今仍然是一片荒煙蔓草。

2013年華光社區拆遷，當時仍有不知該去何處落腳的居民居住，但也有部分居民迫於壓力早就自行搬遷，社區內一片蕭條。

由於NGO提交了相關報導，今年審查的第三天，負責居住權的專家、前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Miloon Kohtari先生指出江宜樺的說法「特別令人不耐」(particularly disturbing)，並詢問內政部是否有這樣一件事情存在。內政部代表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完全忘記他們在前一天的審查會議上，才信誓旦旦擔保政府完全了解居住權的內涵。

公約是怎樣規範居住權的？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指出，「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看似非常簡略的條文，具體的內涵則透過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所做的第四號、第七號「一般性意見」來解釋。就前述「違建戶」的狀況，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八點非常清楚地提到，居住權的內涵之一是「使用權的法律保障」，無論是自住、共居、租戶、或「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s）居民，都在保障之列。

前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Miloon Kohtari指江宜樺的說法「特別令人不耐」。

什麼是非正規住區？就是沒有產權的居民，一般泛指那些因為各種歷史與都市化脈絡而形成的非法聚落。這是國際上通用的說法。居住權要保障的，恰恰是這些人──因為財產權完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免於無家可歸的威脅。在2007年聯合國發佈的「開發導致的遷離與搬遷的基本原則與辦法」（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以下簡稱「基本原則」）中，也明確提到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是格外必須被保護的對象。

江前院長的發言，恰好體現出傲慢的政府，會如何侵犯人權。要知道「居住權」跟「財產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沒有財產權，不能主張擁有土地；但是，他們仍有權要求安居樂業，而這是政府行使財產權的同時，必須加以考量的。

有人會質疑，這種權利是否無限上綱？是否會鼓勵佔有？這就必須回到居住權本質來看。在人權法的架構下，居住權要保障的是一種「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狀態；如果居民另有家可歸，或財力雄厚毋須擔憂居住問題，則排除其違法占用，不見得構成人權侵害。但是絕大多數的舊有違建，因為居民長期居住，早已在就業、就養、鄰里生活方面，形成強烈的地區依賴；加上他們泰半經濟能力不佳，無力另覓住所，所以強行迫遷，絕對是公約所不許的作為。

務實來講，前面提到的聯合國「基本原則」提供了政府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兼顧財產權與居住權的行使。這套標準作業程序除了闡明國家的基本義務外，也詳細列舉在拆遷前、中、後，政府必須做哪些事情。在拆遷前，政府就必須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告知居民充分資訊，進行「拆遷影響評估」（eviction-impact assessment），並舉辦由獨立第三方進行仲裁的聽證，以判斷拆遷是否必要。這第一個階段是台灣最嚴重欠缺的。事實上，最近檯面上的爭議個案，幾乎都沒有達成這些要求。

今年四月退輔會拆除大觀路旁的兩棟點交屋。大觀自救會質疑未達聯合國基本原則。

拆遷前的程序確實完成，證明「真的有拆遷必要，且成就的公益明顯大於造成的損害」，才有拆遷期間的合法性、拆遷後的補償、安置、收回權等問題存在。假如拆前的審慎評估亂做，補償再怎麼充分也是本末倒置。不過遺憾的是，後面這種先射箭再劃靶的把戲，反而是當前台灣行政的常態，不管在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市地重劃、國土活化裡面，都是如此。

下一步該怎麼走？

在1月20日的總統與審查委員會面之後，總統府發出新聞稿表示：「兩公約精神的推動，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亦即政府的自我期待，比單純落實結論性意見更高。

但這種漂亮話我們聽得太多，真的能落實結論性意見就要偷笑。結論性意見該如何落實？除了依據修正都更、土徵、重劃、國土活化的相關法規（第42點）外，最釜底抽薪的，莫過於調整開發優於一切的政策意識（第37點），制訂反迫遷與遊民保障的特別法（第39、43點），將前述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以及「基本原則」的內容，寫成官僚與法院不能再推辭的法律。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兩公約的可訴性，早已規範在兩公約施行法內；也已經有不少具備人權意識的法官，開始援引公約作為判決的基礎，包括桃園地院104重訴字393號，以及台北地院103年訴字260號判決，以居住權來對抗財產權的行使。如前所提：居住權不能取消財產權，但財產權的行使有其限制。除了公約本身，在歐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也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判決。[1]

另一方面，成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監督結論性意見的落實與行政機關的作為，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現有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缺乏足夠權能，作用非常有限，只能充當一個過渡機制。在人權教育低落的狀況下，企盼官僚自動自發遵循結論性意見，無異緣木求魚。

下一個四年，台灣的人權狀況會不會更好？我們不知道。關鍵的發球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裡。

[1] 可參考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律師一月號，2015。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兩公約人權報告 查過水無痕(下)

文 / Ivor Ooi Zingzye

在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的正式行程結束後，來自印度負責居住權的審查委員、也是首任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2000-2008）的Miloon Kothari先生，受台灣反迫遷連線的邀請，並在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協助下，在台灣進行了三天的探訪與交流。在1月21號，也就是審查結束的第一天，Kothari先生 (圖左) 就在工作人員陪同下前往高雄，探訪拉瓦克部落，並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與當地公民團體進行座談。

 

這次參訪，除了讓Kothari先生更了解台灣居住權現況外，也讓公民團體更深入了解「居住權」是什麼。Kothari先生強調，在兩公約規範下的住房，不僅僅是商品或一個棲身之所，而是與其他如工作權、教育權、隱私權等基本人權有緊密聯繫的概念，不能被獨立地看待。儘管在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中，居住權只是作為「適當生活水準」的一部份，十分扼要地被提到，但在該公約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中，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詳細闡述了「適足住房」的內涵，並列出了七個核心要素。

 

第一個要素，即所謂的「保有權的法律保障」（legal security of tenure），使人們免於迫遷的威脅。這樣的保護同樣對無產權的「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適用，例如台灣大量的舊有違建。這是因為，居住權與財產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產權的行使也應顧及居住權的保障。Kothari先生藉此指出，即使是公有土地上的舊有違建居民，其居住權也應受到保障。

 

其它的要素還包括：資源的可近用性（如水、電）；地點的適當性；適居性（如不能太小、過於髒亂）；價格的可負擔性；可取得性（如避免居住歧視）；文化上的適當性。最後這點，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而言特別重要。例如對高雄的拉瓦克部落而言，儘管市府提出了安置方案，那些住宅卻不符合部落文化存續的需求。Kothari先生因此促請高雄市政府，要能將族人的文化需求納入安置的考量。

 

Kothari先生促請高雄市政府，要能將拉瓦克部落族人文化需求納入安置考量。

 

另外，Kothari先生也指出，這七個第四號一般性意見裡面的規範雖然重要，卻仍不足夠。從人權作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的觀點，居住權的落實，必須仰賴充分的公民參與權利。因此，Kothari先生便在其居住權特別報告員任內，參考各國經驗撰寫了「開發導致的遷離與搬遷的基本原則與辦法」（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以下簡稱「基本原則」）。這份「基本原則」透過一套土地開發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立，在避免迫遷的面向上，增加了幾項居住權的內涵，包括：相關資訊的確實告知、真誠磋商與替代方案的提供、迫遷影響評估、舉辦聽證會、確保拆遷過程的非暴力與合法、安置與補償、受迫遷者擁有收回權等等。建立這套程序，才能確保開發不被政府濫用。

 

Kothari先生並在座談會上，摘要了這次公約審查的「結論性意見」（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中，與居住權有關的段落。在總共78點的結論性意見中，居住權一節佔了9點之多，顯見審查委員們的重視。

 

「結論性意見」強烈建議台灣政府，不要再以「經濟發展」作為浮濫開發的神主牌，修改都更條例、土徵條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國土活化等造成迫遷的法規，並訂定反迫遷與遊民照顧的特別法。另外，對於性別、身心障礙者、租戶或其它脆弱群體的關注也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的迫遷頻率異常地高，所以委員們也建議暫停爭議個案的進行，直到相關立法完成為止。

 

• 本文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近年來，迫遷議題的能見度愈來愈高，從2012年士林王家，2013年台北華光社區、苗栗大埔四戶，到前不久的高雄果菜市場，都是強拆暴政的受害者；除此之外，包括桃園航空城、台南鐵路東移、以及台中黎明、長春等諸多重劃案，都還有發生大規模迫遷的可能，上述案件也都是民進黨正在執政的縣市。在國際人權日前夕，我們不如來檢視一下，這些案件到底反映了哪些問題，又會給蔡英文總統「居住正義」的競選承諾，蒙上多少陰影。
 
居住權是什麼？數十年來積弊甚深的土地開發制度下，這三個字似乎給人陳義過高的感覺。但其實居住權，作為基本人權，保障的是尋常不過的概念，就是「安居」樂業。在我們走訪的社區裡，這是每個受迫遷者都會冒出的疑問：我好好地住在這裡，政府（或建商）為什麼要把我趕走？政府可以把我趕走嗎？這樣的做法是合理的嗎？
 
簡單的答案是：可以，但是有非常嚴格的條件。由於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通常合稱「兩公約」）已經在2009年透過「施行法」變成國內法律，所以我們可以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整理出幾個基本要件。首先，要求搬遷的理由，必須是為了重大公共利益、或維護其它基本權利所「必須」，而不得不的做法。其次，在確認重大公共利益是否成立、以及後續執行的相關程序，都必須在利害關係人知情的狀況下，透過充分參與來完成。最後，因為滿足這兩個要件而被迫搬遷的人，要能得到完整的補償；除了財產的補償外，假如受迫遷者無家可歸，政府就有義務提供適當的替代住所，讓他們的生活可以繼續下去。
 
非正規住居
 
這三個要件看來嚴格，但實際上，若能好好執行，反而可以避免許多爭議，不易虛耗社會成本，甚至加快值得推動的計畫。舉例而言，南韓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興建的社會住宅，許多就是透過安置原居該地的歷史違建而建成。這類歷史違建，聯合國與OECD國家的官方名稱是「非正規住居」（informal settlement），通常是基於某些歷史、族群、政策因素而形成的無產權聚落，由於並非惡意占有，加上居民都已經在當地生活數十年，所以變成國際人權法特別要保護的對象。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產權者遭到迫遷時，通常還可以從國內法律取得救濟；但這類買了房、實際上卻沒產權的住戶，卻經常遭到任意驅逐而求助無門。對此，歐洲人權法院已經累積了許多判決，有興趣者可以自行查閱。
 
所以，保障居住權意味著：針對非惡意、已經穩定下來的居住狀態，除非有高度正當且必要的原因、經透明且充分參與的程序、並確保沒有人會因此無家可歸，否則政府以及第三方，就不可以加以干預或侵犯。更重要的是，造成迫遷的一方有舉證責任，說明以上要件均已滿足，否則其行為即視為違法。經社文公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18點指出「強迫驅逐推定（prima facie）為與公約不符，僅有在最為例外的狀況下才可視為正當」；第七號一般性意見第14點則註明「驅逐行為…的執行應嚴格遵守國際人權法的相關規定，並符合合理性和比例性的一般原則…相關立法必須詳細指出允許這種干預的具體特定情況」，都說明了把人趕走，是必須講法理的。這些文字其實也已經在「理論上」變成國內法律，不過比較遺憾的是，「實務上」我國法院對居住權概念的吸收十分緩慢，鮮少願意就公約加以引述，視為可與其他法益相抗衡的權利。
 
儘管如此，改變也正在發生。日前，已有桃園地院的孫健智法官，以及台北地院的郭銘禮法官，直接在判決書中引入居住權的概念，來跟財產權相抗衡；因歷史脈絡形成的舊有違建，並不因其欠缺土地所有權，就理所當然要拆房子滾蛋。這當然也不意味著土地所有權人─通常是公家機關─財產權被取消，而只是它的行使，受到前述三個要件的限制；居民一方，除了少數特別狀況，通常也無法主張財產權，但其和平而有尊嚴地居住的權利，不應受到侵犯。居住權跟財產權，是兩個不同但又有所重疊的概念。不當的施政，有時會對兩者同時造成傷害（例如大埔四戶），有時侵犯的是財產權（例如徵收田地），有時侵犯的是居住權（例如非正規住居）。但國內徵收、重劃、都更等法令連對財產權的保障都非常糟糕，居住權就提都甭提。只不過，如果連消極的避免迫遷都做不到，僅僅提高社會住宅存量，又算哪門子殘缺的居住正義呢？
 

威權時代便宜行事的空間規劃
 
近年來引起爭議的迫遷案件，成因非常多樣；除了因為公有土地活化導致非正規住居遭到迫遷以外，包括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市地重劃、眷村改建，都有無數隱藏在制度細節中的弊端需要革新。然而相關法制複雜歸複雜，扼要來講就是前述三個要件沒有被建立：土地開發計畫內容粗糙兼漏洞百出，民眾知情和參與程序極為不足，被迫遷者經常面臨無家可歸的困境。這些亂七八糟的制度，源於威權時代便宜行事的空間規劃體系，賦予行政機關與地方首長過多權限，結果讓他們到今天還巴著這些法令不肯翻修。如果蔡英文政府不願全盤檢討，並約束自己的執政縣市，那政黨輪替又有何用？
 
明年一月即將登場的兩公約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也是新政府的人權政策第一次總體檢；公民社會都在看，新政府要如何回應國際專家目前已提出的問題，還是學四年前的江宜樺，講「違建戶居住權不受保障」這種毫無人權法素養的話。新政府當然也可以主張制度之弊不應全算在他們頭上，但他們是否清楚問題所在？開出了什麼樣的處方？它是希望引領這個社會走向進步，還是繼續享用國民黨留下來的統治工具，以便鞏固地方勢力？大法官釋字739號之後市地重劃修法方向不明，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沒一點長進；日前，小英又在執政決策協調會議上，拋出了加速推動都更的指示。除了十月公佈實施的「內政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尚待實務檢驗外，公民社會實在看不出新政府有解決迫遷問題的決心。也許這是開發中國家常見的艱難，但絕對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所應該容許的狀態。

（本文亦同時刊登於上報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592　）

林彥彤／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

蔡政府執政將滿一年，「最會溝通的政府」卻好像老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選前承諾婚姻平權大賺年輕票，選後卻扭扭捏捏，連「闢謠」這種最基本政策辯護也不會。終於代表政府跟原住民族道歉以後，卻在上個月中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裡將傳統領域限縮於公有地，拿不出鏗鏘有力的法理，還被傳是特定政委「喬」事的結果。這反映的已經不只是新舊官僚的磨合困難，而是治理心性的虛無與投機，導致手段根本背離目的。立院本會期的優先法案裡，跟「都市更新」相關的幾個法案亦復如是。

特別值得注意的法案有三，除了《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草案外，還有「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以及「中央住宅及都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立法理由很明顯，除了要處理都更違憲、都市防災的問題外，就是要透過「都更中心」來公辦都更蓋社宅。平心而論，這三個「目的」都堪稱正當，但作為「手段」的法案，卻怎麼看怎麼怪。

《都更條例》修正的條文比2012年的版本還要少，擺明不想檢討現行都更淪為金權遊戲的本質，只圖回應大法官第709號解釋了事。「都更中心」設置草案也是問題重重，雖然立法說明一再闡述其「非營利目的」，卻又在其董事會設產業界代表，允許中心投資其他都市更新事業，甚至讓國有地可無償撥入而未限縮用途。這不禁讓人懷疑，我們的行政院拿著這樣的法案要立法院畫押，是單純思慮不周，還是居心叵測？

而據稱是貫徹小英意志的「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更讓人莫名其妙。直覺來想，假如政府想處理都市防災的問題，首要應該是先讓資訊公開透明；人們瞭解自己住的房子有多不安全，才會進一步評估改建成本。其次，解決危險的方法有很多，整建維護也是一途；如果非得重建不可，暫時性的中繼機制也必須到位。最後為了避免重建過程中經濟弱勢與租戶被排除，相關社宅與社福配套也應該清楚。請蔡政府捫心自問，這幾項工作，哪一點有被寫進危「老建築重建條例」裡面？

答案是零。「危老建築重建條例」就跟都更一樣，僅從經濟利益著眼，一心只想放寬容積、建蔽、高度、稅賦等管制（三年內改建再加碼獎勵），卻連建築物「危險」的判準都講不清楚。可以預期，這條例勢必重演都更的戲碼：

因為只談錢，所以沒人關心不改建的風險；因為只談錢，所以偽造同意書、家族內鬥層出不窮；因為只談錢，各種搬遷困境一概被化約為釘子戶。一言以蔽之，只談錢就是都更失敗的根本因素。現在「危老條例」重蹈覆轍，是不是準備10年後再立一個專法取代它，繼續都市計劃的疊床架屋？

台灣社會是否不怕死，從核食風暴可見一斑；雖然食安立委去了外交國防委員會，政府還是可以呼籲民眾不要一切向錢看，想想地震來了怎麼辦。其實行政院去年26南台大地震後核定的「安家固園」計劃，就有編列預算宣導與補助防震評估，但實際申請案件卻不到預估的一成，努力空間趨近於無限。

蔡政府不去精進既有政策，卻要在各項承諾接連出包之際另闢新的戰場，是單純思慮不周，還是居心叵測，民間其實也懶得猜了；反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人們對這種政權的存在並不陌生，消失也不會意外。

<簡評高雄果菜市場北側住戶收回被徵收土地事件法院判決結果>

       高雄市果菜市場北側地主共26人於去(105)年8月間對高雄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訴求收回被徵收的土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本月15日宣判，原告所提的3項訴求，2敗1勝。

一、官「爭/徵」民地數十載    

▍發稿團體：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 Taiwan）、台菲友好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反迫遷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今(20)日包括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 Taiwan）、台菲友好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反迫遷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多個公民團體，於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前，聲援菲律賓公民組織Kadamay的佔領空屋行動，譴責菲律賓政府暴力迫遷的威脅。與會團體並出示Kadamay的團體公開信，希望國際社會能重視該威脅的嚴重性。

菲律賓公民組織KADAMAY從去年八月開始，就不斷向政府要求必須妥善安置遭到迫遷的貧民窟住戶；其間經過五次協談，政府卻寧可讓五萬戶軍警宿舍閒置，而使都市貧民蝸居在私人企業提供、租金與水電昂貴，且周遭缺乏工作機會的安置住宅，讓貧民更加貧窮。逼不得已下，KADAMAY於今年3月8日，發起佔領閒置宿舍的運動，要求政府正視拆遷戶無家可歸的處境；但總統杜特蒂不但拿不出解方，且還對佔領區禁運食物，威脅要武力鎮壓，完全暴露這個政府的無能。

主持人反迫遷連線執行委員徐亦甫指出，除了台灣，香港、義大利羅馬等各地也陸續將有針對該國菲律賓代表處的陳情聲援行動，顯示國際社會對此居住權議題的高度關切。菲律賓政府應正面回應來自各國的呼籲、遵守國際的人權標準。

台權會居住權專員林彥彤表示，台灣社會雖然對佔領空屋的行動相對陌生，但2014年的318運動，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如同318運動一樣，菲律賓的佔領行動，也是公民社會面對蠻橫的政府，在逼不得已之下所能使出的最後手段。聯合國「兩公約」規定，居住權是基本人權，政府應提供人民棲身之地。然而杜特蒂政府不但做不到這點，還對無家可歸者以暴力相脅，是非常無恥的作法。

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菲友好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長期關注菲律賓在台移工與菲律賓議題的組織，以及長期關注人權議題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也批評，杜特蒂上台以來發動以都市貧民為對象、超越法律殘殺無數的「反毒戰爭」，與此次威脅鎮壓這些因拆遷無家可歸而發動佔屋的人民，都是使都市貧民的生活處境、人權條件飽受威脅的錯誤政策。儘管菲律賓有五百億披索的非正規住居基金，卻將其委託由私人企業來提供不合用、難以負擔的安置住宅，也被Kadamay等團體批評是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政策。

QR code: Kadamay提供之照片及資料，歡迎取用

【Support OccupyBulacan! Taiwanese NGOs Petition Duterte to Stop Forced Eviction】

On March 20, several NGOs gathered at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CO) to advocate for the OccupyBulacan! Movement organized by the KADAMA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condemn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for threatening to evict the movement participants by brutal force. The campaigning NGOs included Migrant Taiwan, Taiwan Committee for Philippine Concerns,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Taiwan Alliance of Anti-forced Eviction,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and Covenants Watch. They shown the public letter sent by KADAMAY and urg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recognize the gravit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Since August, 2016, KADAMAY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 has petitioned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to provide alternative housing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slum households who had been evicted from their hom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kept refusing their demand even after five rounds of negoti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eaving vacant of 50 thousands units of dormitory planned for the military and police. The evicted slum dwellers were moved to private lands where employments were unaccessible and the rent, water and electricity were unaffordable. Therefore, KADAMAY organized the OccupyBulacan! Movement on March 8 as a last resort to demand the government to confront the plight situation faced by the evictees. However, Duterte not only had no solution but set an food embargo and threatened to evict the occupiers by extreme force.

Yi-Fu Hsu, the executive member of Taiwan Alliance of Anti-forced Eviction (TAAFE) indicates that not only in Taiwan but other countries like Hong Kong and Italy, NGOs have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occupy movement, show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re highly concerned with the housing rights issue. Duterte should immediately fulfilling its human rights duty and provide the dwellers with adequate alternative housing.

Housing rights campaigner Yen-Tung Lin from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TAHR)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Taiwanese society 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with squatting movements, the 318 movement in 2014 in which participants occupy the Legislative Yuan should be a reminder. As the 318 movement, #OccupyBulacan! is a movement representing the last resort of the civil society confronting the imperious government. The Two Covenants of the UN make it clear that the right to housing is one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he duty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with adequate housing. However, the Duterte government not only fails to carry it out, but to shamelessly threaten the poor with extreme force.

Representatives from Migrant Taiwan, Taiwan Committee for Philippine Concerns,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and Covenants Watch who have been advocating for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hilippin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also pointed out that Duterte’s “War on drugs” which has caused thousands of deaths only worsen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poor, and this event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government’s ignorance of these disadvantaged people. They also point out that, according to KADAMAY,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neoliberal policy to outsource its funds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amounting to 50 billion peso to private companies to provide expensive housing that is impractical in solving the poor’s predicament.

（本文刊登於2017年3月31日蘋果日報論壇）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近來在台北火車站建築外牆，張貼了一份意圖驅離北車遊民的公告，警告遊民必須在2017年愚人節上午八點前將所有家當搬走，否則就當廢棄物處理掉，但這些政府眼中的「廢棄物」，全是遊民賴以維生的衣物、睡袋、棉被、盥洗用品，以及維持健康與生命的藥品。就在公告期限前一天，眾多北車遊民與當代漂泊協會、遊民行動聯盟、反迫遷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等民間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譴責此一驅離遊民的政府作為後，會後台北市社會局也已發布新聞稿，宣佈將「暫緩」此一雜物清除的行動。

        許多人都有在公共場所失物招領的經驗，台鐵和市政府如果在公共空間發現旅客或行人遺失的物品，在其官網上是公告以「善盡保管責任並予以編號管理」的方式來處理，並不會認為這些失物是棄物，都相信這是旅客行人的個人物品。但為何今天台鐵卻要將北車遊民的家當，公告限期搬走否則丟棄，這就是非常明顯的差別待遇與歧視，必須予以譴責！

        遊民跟你我一樣，同樣是國家的公民，同樣受到我國《憲法》與兩人權公約的保障，任何國家的人民，其人權與人性尊嚴都不容被任意剝奪，政府不可以基於違反人權的理由進行差別對待，否則就是歧視！

        事實上，台鐵的司馬昭之心，是想要透過如此手段來達到驅離遊民的目的，而這種心態就如同柯文哲市長去年11月在出席萬華第一果菜市場活動時講出內心話「把遊民洗乾淨就變遊客」，但我們也必須告訴政府官員們，真正的根源問題，在於當前這個創造低薪、高房價、高失業率、就業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若這個僵固的結構暫時沒有逆轉的跡象，那麼在這個大局下的各方利害關係人，就必須共同尋求符合基本人權、人道關懷、確保人性尊嚴的政策與對待方式。把遊民洗乾淨，他們仍然是居無定所的遊民，該洗乾淨的，其實是官員們自己腦袋裡缺乏人權意識的髒東西。

        任何來自政府部門惡意的驅離、潑水、丟棄遊民賴以維生的家當，遊民都不會消失，而不願面對問題的官僚，恐怕比犯錯但願意修正的官員更可怕！

        我們再次提醒必須依法行政的北市府、台鐵、與衛福部，在2014年1月2日由台北市議會所通過的《台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中，依法並沒有授權政府官員任意丟棄遊民的「家當」，反而在第14條有規定「社會局應視需要，結合市政府各機關及民間機構、團體，提供遊民各項相關支持性服務。」因此，依法政府不是祭出公告威脅丟棄的手段，而是應該大家好好坐下來協調，如何找到一個遊民可以放置他們家當、讓他們白天可以安心去工作的「支持性服務」，也就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放置家當的空間。

        而《自治條例》第16條也規定「社會局應定期邀集市政府各相關機關或民間機構、團體舉行遊民安置及輔導聯繫會報，並得組成跨局處遊民安置及輔導小組提供服務。」更不用說《兩公約施行法》規範各級政府機關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而當前這種公告威脅遊民的作法，即便已經「暫緩」，都無法解決問題，進行建設性對話與面對根源問題，才是王道。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兩公約人權報告 查過水無痕(上)

文 / 林彥彤 

四年，又過去了。第二次的「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在今年1月20日順利落幕。來自十個國家、總共十位具備豐富聯合國經驗的國際人權專家，在當天公布總共78點的「結論性意見」；其中，單單是「居住權」一項，專家就給出了高達9點的建議，數目與內容都遠遠超過2013年首次國際審查的結論。顯然，四年來，政府並未認真反省，任由鼓勵投機的制度繼續；被迫遷者的痛苦，也一直持續。

認真說來，問題的跨度遠不只有四年。2009年通過的「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且政府機關應該依照兩公約，在兩年之內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假如政府有「依法行政」的話，怎麼會在將近8年後的今天，還被批得體無完膚？

可能的原因至少有兩個。其中一個是，政府對落實公約興趣缺缺，只想藉國際接軌的名目賺個面子；另一個是，政府根本不懂、也不想懂「居住權」是什麼。

什麼是居住權？

先讓我們回憶一段話。2013年2月首次公約審查的時候，審查委員就在結論性意見指出：迫遷華光社區居民而未提供適當安置的作法，違背公約規定。可是，一個月後，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居然說違建戶沒有居住權，審查委員的說法是「不瞭解台灣在地脈絡」。同年3月底，華光社區遭到強拆，至今仍然是一片荒煙蔓草。

2013年華光社區拆遷，當時仍有不知該去何處落腳的居民居住，但也有部分居民迫於壓力早就自行搬遷，社區內一片蕭條。

由於NGO提交了相關報導，今年審查的第三天，負責居住權的專家、前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Miloon Kohtari先生指出江宜樺的說法「特別令人不耐」(particularly disturbing)，並詢問內政部是否有這樣一件事情存在。內政部代表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完全忘記他們在前一天的審查會議上，才信誓旦旦擔保政府完全了解居住權的內涵。

公約是怎樣規範居住權的？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指出，「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看似非常簡略的條文，具體的內涵則透過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所做的第四號、第七號「一般性意見」來解釋。就前述「違建戶」的狀況，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八點非常清楚地提到，居住權的內涵之一是「使用權的法律保障」，無論是自住、共居、租戶、或「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s）居民，都在保障之列。

前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Miloon Kohtari指江宜樺的說法「特別令人不耐」。

什麼是非正規住區？就是沒有產權的居民，一般泛指那些因為各種歷史與都市化脈絡而形成的非法聚落。這是國際上通用的說法。居住權要保障的，恰恰是這些人──因為財產權完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免於無家可歸的威脅。在2007年聯合國發佈的「開發導致的遷離與搬遷的基本原則與辦法」（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以下簡稱「基本原則」）中，也明確提到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是格外必須被保護的對象。

江前院長的發言，恰好體現出傲慢的政府，會如何侵犯人權。要知道「居住權」跟「財產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沒有財產權，不能主張擁有土地；但是，他們仍有權要求安居樂業，而這是政府行使財產權的同時，必須加以考量的。

有人會質疑，這種權利是否無限上綱？是否會鼓勵佔有？這就必須回到居住權本質來看。在人權法的架構下，居住權要保障的是一種「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狀態；如果居民另有家可歸，或財力雄厚毋須擔憂居住問題，則排除其違法占用，不見得構成人權侵害。但是絕大多數的舊有違建，因為居民長期居住，早已在就業、就養、鄰里生活方面，形成強烈的地區依賴；加上他們泰半經濟能力不佳，無力另覓住所，所以強行迫遷，絕對是公約所不許的作為。

務實來講，前面提到的聯合國「基本原則」提供了政府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兼顧財產權與居住權的行使。這套標準作業程序除了闡明國家的基本義務外，也詳細列舉在拆遷前、中、後，政府必須做哪些事情。在拆遷前，政府就必須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告知居民充分資訊，進行「拆遷影響評估」（eviction-impact assessment），並舉辦由獨立第三方進行仲裁的聽證，以判斷拆遷是否必要。這第一個階段是台灣最嚴重欠缺的。事實上，最近檯面上的爭議個案，幾乎都沒有達成這些要求。

今年四月退輔會拆除大觀路旁的兩棟點交屋。大觀自救會質疑未達聯合國基本原則。

拆遷前的程序確實完成，證明「真的有拆遷必要，且成就的公益明顯大於造成的損害」，才有拆遷期間的合法性、拆遷後的補償、安置、收回權等問題存在。假如拆前的審慎評估亂做，補償再怎麼充分也是本末倒置。不過遺憾的是，後面這種先射箭再劃靶的把戲，反而是當前台灣行政的常態，不管在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市地重劃、國土活化裡面，都是如此。

下一步該怎麼走？

在1月20日的總統與審查委員會面之後，總統府發出新聞稿表示：「兩公約精神的推動，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亦即政府的自我期待，比單純落實結論性意見更高。

但這種漂亮話我們聽得太多，真的能落實結論性意見就要偷笑。結論性意見該如何落實？除了依據修正都更、土徵、重劃、國土活化的相關法規（第42點）外，最釜底抽薪的，莫過於調整開發優於一切的政策意識（第37點），制訂反迫遷與遊民保障的特別法（第39、43點），將前述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以及「基本原則」的內容，寫成官僚與法院不能再推辭的法律。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兩公約的可訴性，早已規範在兩公約施行法內；也已經有不少具備人權意識的法官，開始援引公約作為判決的基礎，包括桃園地院104重訴字393號，以及台北地院103年訴字260號判決，以居住權來對抗財產權的行使。如前所提：居住權不能取消財產權，但財產權的行使有其限制。除了公約本身，在歐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也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判決。[1]

另一方面，成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監督結論性意見的落實與行政機關的作為，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現有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缺乏足夠權能，作用非常有限，只能充當一個過渡機制。在人權教育低落的狀況下，企盼官僚自動自發遵循結論性意見，無異緣木求魚。

下一個四年，台灣的人權狀況會不會更好？我們不知道。關鍵的發球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裡。

[1] 可參考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律師一月號，2015。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兩公約人權報告 查過水無痕(下)

文 / Ivor Ooi Zingzye

在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的正式行程結束後，來自印度負責居住權的審查委員、也是首任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2000-2008）的Miloon Kothari先生，受台灣反迫遷連線的邀請，並在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協助下，在台灣進行了三天的探訪與交流。在1月21號，也就是審查結束的第一天，Kothari先生 (圖左) 就在工作人員陪同下前往高雄，探訪拉瓦克部落，並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與當地公民團體進行座談。

 

這次參訪，除了讓Kothari先生更了解台灣居住權現況外，也讓公民團體更深入了解「居住權」是什麼。Kothari先生強調，在兩公約規範下的住房，不僅僅是商品或一個棲身之所，而是與其他如工作權、教育權、隱私權等基本人權有緊密聯繫的概念，不能被獨立地看待。儘管在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中，居住權只是作為「適當生活水準」的一部份，十分扼要地被提到，但在該公約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中，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詳細闡述了「適足住房」的內涵，並列出了七個核心要素。

 

第一個要素，即所謂的「保有權的法律保障」（legal security of tenure），使人們免於迫遷的威脅。這樣的保護同樣對無產權的「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適用，例如台灣大量的舊有違建。這是因為，居住權與財產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產權的行使也應顧及居住權的保障。Kothari先生藉此指出，即使是公有土地上的舊有違建居民，其居住權也應受到保障。

 

其它的要素還包括：資源的可近用性（如水、電）；地點的適當性；適居性（如不能太小、過於髒亂）；價格的可負擔性；可取得性（如避免居住歧視）；文化上的適當性。最後這點，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而言特別重要。例如對高雄的拉瓦克部落而言，儘管市府提出了安置方案，那些住宅卻不符合部落文化存續的需求。Kothari先生因此促請高雄市政府，要能將族人的文化需求納入安置的考量。

 

Kothari先生促請高雄市政府，要能將拉瓦克部落族人文化需求納入安置考量。

 

另外，Kothari先生也指出，這七個第四號一般性意見裡面的規範雖然重要，卻仍不足夠。從人權作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的觀點，居住權的落實，必須仰賴充分的公民參與權利。因此，Kothari先生便在其居住權特別報告員任內，參考各國經驗撰寫了「開發導致的遷離與搬遷的基本原則與辦法」（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以下簡稱「基本原則」）。這份「基本原則」透過一套土地開發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立，在避免迫遷的面向上，增加了幾項居住權的內涵，包括：相關資訊的確實告知、真誠磋商與替代方案的提供、迫遷影響評估、舉辦聽證會、確保拆遷過程的非暴力與合法、安置與補償、受迫遷者擁有收回權等等。建立這套程序，才能確保開發不被政府濫用。

 

Kothari先生並在座談會上，摘要了這次公約審查的「結論性意見」（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中，與居住權有關的段落。在總共78點的結論性意見中，居住權一節佔了9點之多，顯見審查委員們的重視。

 

「結論性意見」強烈建議台灣政府，不要再以「經濟發展」作為浮濫開發的神主牌，修改都更條例、土徵條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國土活化等造成迫遷的法規，並訂定反迫遷與遊民照顧的特別法。另外，對於性別、身心障礙者、租戶或其它脆弱群體的關注也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的迫遷頻率異常地高，所以委員們也建議暫停爭議個案的進行，直到相關立法完成為止。

 

• 本文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林彥彤／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2017/3/14論壇

蔡政府執政將滿一年，「最會溝通的政府」卻好像老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選前承諾婚姻平權大賺年輕票，選後卻扭扭捏捏，連「闢謠」這種最基本政策辯護也不會。終於代表政府跟原住民族道歉以後，卻在上個月中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裡將傳統領域限縮於公有地，拿不出鏗鏘有力的法理，還被傳是特定政委「喬」事的結果。這反映的已經不只是新舊官僚的磨合困難，而是治理心性的虛無與投機，導致手段根本背離目的。立院本會期的優先法案裡，跟「都市更新」相關的幾個法案亦復如是。

特別值得注意的法案有三，除了《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草案外，還有「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以及「中央住宅及都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立法理由很明顯，除了要處理都更違憲、都市防災的問題外，就是要透過「都更中心」來公辦都更蓋社宅。平心而論，這三個「目的」都堪稱正當，但作為「手段」的法案，卻怎麼看怎麼怪。

《都更條例》修正的條文比2012年的版本還要少，擺明不想檢討現行都更淪為金權遊戲的本質，只圖回應大法官第709號解釋了事。「都更中心」設置草案也是問題重重，雖然立法說明一再闡述其「非營利目的」，卻又在其董事會設產業界代表，允許中心投資其他都市更新事業，甚至讓國有地可無償撥入而未限縮用途。這不禁讓人懷疑，我們的行政院拿著這樣的法案要立法院畫押，是單純思慮不周，還是居心叵測？

而據稱是貫徹小英意志的「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草案更讓人莫名其妙。直覺來想，假如政府想處理都市防災的問題，首要應該是先讓資訊公開透明；人們瞭解自己住的房子有多不安全，才會進一步評估改建成本。其次，解決危險的方法有很多，整建維護也是一途；如果非得重建不可，暫時性的中繼機制也必須到位。最後為了避免重建過程中經濟弱勢與租戶被排除，相關社宅與社福配套也應該清楚。請蔡政府捫心自問，這幾項工作，哪一點有被寫進危「老建築重建條例」裡面？

答案是零。「危老建築重建條例」就跟都更一樣，僅從經濟利益著眼，一心只想放寬容積、建蔽、高度、稅賦等管制（三年內改建再加碼獎勵），卻連建築物「危險」的判準都講不清楚。可以預期，這條例勢必重演都更的戲碼：

因為只談錢，所以沒人關心不改建的風險；因為只談錢，所以偽造同意書、家族內鬥層出不窮；因為只談錢，各種搬遷困境一概被化約為釘子戶。一言以蔽之，只談錢就是都更失敗的根本因素。現在「危老條例」重蹈覆轍，是不是準備10年後再立一個專法取代它，繼續都市計劃的疊床架屋？

台灣社會是否不怕死，從核食風暴可見一斑；雖然食安立委去了外交國防委員會，政府還是可以呼籲民眾不要一切向錢看，想想地震來了怎麼辦。其實行政院去年26南台大地震後核定的「安家固園」計劃，就有編列預算宣導與補助防震評估，但實際申請案件卻不到預估的一成，努力空間趨近於無限。

蔡政府不去精進既有政策，卻要在各項承諾接連出包之際另闢新的戰場，是單純思慮不周，還是居心叵測，民間其實也懶得猜了；反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人們對這種政權的存在並不陌生，消失也不會意外。

高雄市果菜市場北側地主共26人於去(105)年8月間對高雄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訴求收回被徵收的土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本月15日宣判，原告所提的3項訴求，2敗1勝。

一、官「爭/徵」民地數十載    

在評論此判決結果之前，先簡單敘述此案的脈絡。這是一個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了，卻不幸地一直「歹戲拖棚」、「未完待續」。

故事開始於民國50年代，當時高雄市政府需要一片土地，相中(現址)民族路上的一大片民地。61年市府獲得上級機關省府核准徵收15,000坪土地，循當時法律所要求的法定徵收程序，至61年正式公告徵收。但其實絕大多數的地主並不同意自己的土地被政府徵收使用。他們從61年開始訴願。71年最高行政法院確定了省府的徵收處分合法。地主沒能要回土地。

由於市府徵收那麼一大片地、實際上卻只使用其中部分，因此部分地主改而主張「未依核准計劃實行使用部分徵收土地」應依據土地法第219條，訴求徵收無效，被徵收的土地要還得給原地主。

這條路徑的訴願程序卻並沒有走完——「球」傳到高雄市府手上，停住，然後改玩「協商」的「遊戲」。歷經四十載的懸案未決，原有的地主陸續凋零，對市府而言反倒愈加「勝券在握」，然後在住戶始料未及的情況下，市府自去年9月啟動強拆行動。

▍發稿團體：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 Taiwan）、台菲友好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反迫遷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今(20)日包括移工國際台灣分會（Migrante Taiwan）、台菲友好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反迫遷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多個公民團體，於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前，聲援菲律賓公民組織Kadamay的佔領空屋行動，譴責菲律賓政府暴力迫遷的威脅。與會團體並出示Kadamay的團體公開信，希望國際社會能重視該威脅的嚴重性。

菲律賓公民組織KADAMAY從去年八月開始，就不斷向政府要求必須妥善安置遭到迫遷的貧民窟住戶；其間經過五次協談，政府卻寧可讓五萬戶軍警宿舍閒置，而使都市貧民蝸居在私人企業提供、租金與水電昂貴，且周遭缺乏工作機會的安置住宅，讓貧民更加貧窮。逼不得已下，KADAMAY於今年3月8日，發起佔領閒置宿舍的運動，要求政府正視拆遷戶無家可歸的處境；但總統杜特蒂不但拿不出解方，且還對佔領區禁運食物，威脅要武力鎮壓，完全暴露這個政府的無能。

主持人反迫遷連線執行委員徐亦甫指出，除了台灣，香港、義大利羅馬等各地也陸續將有針對該國菲律賓代表處的陳情聲援行動，顯示國際社會對此居住權議題的高度關切。菲律賓政府應正面回應來自各國的呼籲、遵守國際的人權標準。

台權會居住權專員林彥彤表示，台灣社會雖然對佔領空屋的行動相對陌生，但2014年的318運動，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如同318運動一樣，菲律賓的佔領行動，也是公民社會面對蠻橫的政府，在逼不得已之下所能使出的最後手段。聯合國「兩公約」規定，居住權是基本人權，政府應提供人民棲身之地。然而杜特蒂政府不但做不到這點，還對無家可歸者以暴力相脅，是非常無恥的作法。

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菲友好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長期關注菲律賓在台移工與菲律賓議題的組織，以及長期關注人權議題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也批評，杜特蒂上台以來發動以都市貧民為對象、超越法律殘殺無數的「反毒戰爭」，與此次威脅鎮壓這些因拆遷無家可歸而發動佔屋的人民，都是使都市貧民的生活處境、人權條件飽受威脅的錯誤政策。儘管菲律賓有五百億披索的非正規住居基金，卻將其委託由私人企業來提供不合用、難以負擔的安置住宅，也被Kadamay等團體批評是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政策。

QR code: Kadamay提供之照片及資料，歡迎取用

【Support OccupyBulacan! Taiwanese NGOs Petition Duterte to Stop Forced Eviction】

On March 20, several NGOs gathered at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CO) to advocate for the OccupyBulacan! Movement organized by the KADAMA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condemn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for threatening to evict the movement participants by brutal force. The campaigning NGOs included Migrant Taiwan, Taiwan Committee for Philippine Concerns,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Taiwan Alliance of Anti-forced Eviction,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and Covenants Watch. They shown the public letter sent by KADAMAY and urg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recognize the gravit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Since August, 2016, KADAMAY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 has petitioned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to provide alternative housing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slum households who had been evicted from their hom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kept refusing their demand even after five rounds of negoti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eaving vacant of 50 thousands units of dormitory planned for the military and police. The evicted slum dwellers were moved to private lands where employments were unaccessible and the rent, water and electricity were unaffordable. Therefore, KADAMAY organized the OccupyBulacan! Movement on March 8 as a last resort to demand the government to confront the plight situation faced by the evictees. However, Duterte not only had no solution but set an food embargo and threatened to evict the occupiers by extreme force.

Yi-Fu Hsu, the executive member of Taiwan Alliance of Anti-forced Eviction (TAAFE) indicates that not only in Taiwan but other countries like Hong Kong and Italy, NGOs have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occupy movement, show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re highly concerned with the housing rights issue. Duterte should immediately fulfilling its human rights duty and provide the dwellers with adequate alternative housing.

Housing rights campaigner Yen-Tung Lin from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TAHR)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Taiwanese society 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with squatting movements, the 318 movement in 2014 in which participants occupy the Legislative Yuan should be a reminder. As the 318 movement, #OccupyBulacan! is a movement representing the last resort of the civil society confronting the imperious government. The Two Covenants of the UN make it clear that the right to housing is one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he duty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with adequate housing. However, the Duterte government not only fails to carry it out, but to shamelessly threaten the poor with extreme force.

Representatives from Migrant Taiwan, Taiwan Committee for Philippine Concerns,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and Covenants Watch who have been advocating for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hilippin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also pointed out that Duterte’s “War on drugs” which has caused thousands of deaths only worsen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poor, and this event i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government’s ignorance of these disadvantaged people. They also point out that, according to KADAMAY,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neoliberal policy to outsource its funds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amounting to 50 billion peso to private companies to provide expensive housing that is impractical in solving the poor’s predicament.

本文刊登於2017年3月31日蘋果日報論壇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近來在台北火車站建築外牆，張貼了一份意圖驅離北車遊民的公告，警告遊民必須在2017年愚人節上午八點前將所有家當搬走，否則就當廢棄物處理掉，但這些政府眼中的「廢棄物」，全是遊民賴以維生的衣物、睡袋、棉被、盥洗用品，以及維持健康與生命的藥品。就在公告期限前一天，眾多北車遊民與當代漂泊協會、遊民行動聯盟、反迫遷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等民間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譴責此一驅離遊民的政府作為後，會後台北市社會局也已發布新聞稿，宣佈將「暫緩」此一雜物清除的行動。

許多人都有在公共場所失物招領的經驗，台鐵和市政府如果在公共空間發現旅客或行人遺失的物品，在其官網上是公告以「善盡保管責任並予以編號管理」的方式來處理，並不會認為這些失物是棄物，都相信這是旅客行人的個人物品。但為何今天台鐵卻要將北車遊民的家當，公告限期搬走否則丟棄，這就是非常明顯的差別待遇與歧視，必須予以譴責！

遊民跟你我一樣，同樣是國家的公民，同樣受到我國《憲法》與兩人權公約的保障，任何國家的人民，其人權與人性尊嚴都不容被任意剝奪，政府不可以基於違反人權的理由進行差別對待，否則就是歧視！

事實上，台鐵的司馬昭之心，是想要透過如此手段來達到驅離遊民的目的，而這種心態就如同柯文哲市長去年11月在出席萬華第一果菜市場活動時講出內心話「把遊民洗乾淨就變遊客」，但我們也必須告訴政府官員們，真正的根源問題，在於當前這個創造低薪、高房價、高失業率、就業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若這個僵固的結構暫時沒有逆轉的跡象，那麼在這個大局下的各方利害關係人，就必須共同尋求符合基本人權、人道關懷、確保人性尊嚴的政策與對待方式。把遊民洗乾淨，他們仍然是居無定所的遊民，該洗乾淨的，其實是官員們自己腦袋裡缺乏人權意識的髒東西。

任何來自政府部門惡意的驅離、潑水、丟棄遊民賴以維生的家當，遊民都不會消失，而不願面對問題的官僚，恐怕比犯錯但願意修正的官員更可怕！

我們再次提醒必須依法行政的北市府、台鐵、與衛福部，在2014年1月2日由台北市議會所通過的《台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中，依法並沒有授權政府官員任意丟棄遊民的「家當」，反而在第14條有規定「社會局應視需要，結合市政府各機關及民間機構、團體，提供遊民各項相關支持性服務。」因此，依法政府不是祭出公告威脅丟棄的手段，而是應該大家好好坐下來協調，如何找到一個遊民可以放置他們家當、讓他們白天可以安心去工作的「支持性服務」，也就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放置家當的空間。

而《自治條例》第16條也規定「社會局應定期邀集市政府各相關機關或民間機構、團體舉行遊民安置及輔導聯繫會報，並得組成跨局處遊民安置及輔導小組提供服務。」更不用說《兩公約施行法》規範各級政府機關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而當前這種公告威脅遊民的作法，即便已經「暫緩」，都無法解決問題，進行建設性對話與面對根源問題，才是王道。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文 / 林彥彤 

四年，又過去了。第二次的「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在今年1月20日順利落幕。來自十個國家、總共十位具備豐富聯合國經驗的國際人權專家，在當天公布總共78點的「結論性意見」；其中，單單是「居住權」一項，專家就給出了高達9點的建議，數目與內容都遠遠超過2013年首次國際審查的結論。顯然，四年來，政府並未認真反省，任由鼓勵投機的制度繼續；被迫遷者的痛苦，也一直持續。

認真說來，問題的跨度遠不只有四年。2009年通過的「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且政府機關應該依照兩公約，在兩年之內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假如政府有「依法行政」的話，怎麼會在將近8年後的今天，還被批得體無完膚？

可能的原因至少有兩個。其中一個是，政府對落實公約興趣缺缺，只想藉國際接軌的名目賺個面子；另一個是，政府根本不懂、也不想懂「居住權」是什麼。

什麼是居住權？

先讓我們回憶一段話。2013年2月首次公約審查的時候，審查委員就在結論性意見指出：迫遷華光社區居民而未提供適當安置的作法，違背公約規定。可是，一個月後，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居然說違建戶沒有居住權，審查委員的說法是「不瞭解台灣在地脈絡」。同年3月底，華光社區遭到強拆，至今仍然是一片荒煙蔓草。

由於NGO提交了相關報導，今年審查的第三天，負責居住權的專家、前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Miloon Kohtari先生指出江宜樺的說法「特別令人不耐」(particularly disturbing)，並詢問內政部是否有這樣一件事情存在。內政部代表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完全忘記他們在前一天的審查會議上，才信誓旦旦擔保政府完全了解居住權的內涵。

公約是怎樣規範居住權的？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指出，「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看似非常簡略的條文，具體的內涵則透過聯合國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所做的第四號、第七號「一般性意見」來解釋。就前述「違建戶」的狀況，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八點非常清楚地提到，居住權的內涵之一是「使用權的法律保障」，無論是自住、共居、租戶、或「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s）居民，都在保障之列。

什麼是非正規住區？就是沒有產權的居民，一般泛指那些因為各種歷史與都市化脈絡而形成的非法聚落。這是國際上通用的說法。居住權要保障的，恰恰是這些人──因為財產權完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免於無家可歸的威脅。在2007年聯合國發佈的「開發導致的遷離與搬遷的基本原則與辦法」（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Development-Based Evictions and Displacement，以下簡稱「基本原則」）中，也明確提到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是格外必須被保護的對象。

江前院長的發言，恰好體現出傲慢的政府，會如何侵犯人權。要知道「居住權」跟「財產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非正規住區的居民沒有財產權，不能主張擁有土地；但是，他們仍有權要求安居樂業，而這是政府行使財產權的同時，必須加以考量的。

有人會質疑，這種權利是否無限上綱？是否會鼓勵佔有？這就必須回到居住權本質來看。在人權法的架構下，居住權要保障的是一種「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狀態；如果居民另有家可歸，或財力雄厚毋須擔憂居住問題，則排除其違法占用，不見得構成人權侵害。但是絕大多數的舊有違建，因為居民長期居住，早已在就業、就養、鄰里生活方面，形成強烈的地區依賴；加上他們泰半經濟能力不佳，無力另覓住所，所以強行迫遷，絕對是公約所不許的作為。

務實來講，前面提到的聯合國「基本原則」提供了政府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兼顧財產權與居住權的行使。這套標準作業程序除了闡明國家的基本義務外，也詳細列舉在拆遷前、中、後，政府必須做哪些事情。在拆遷前，政府就必須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告知居民充分資訊，進行「拆遷影響評估」（eviction-impact assessment），並舉辦由獨立第三方進行仲裁的聽證，以判斷拆遷是否必要。這第一個階段是台灣最嚴重欠缺的。事實上，最近檯面上的爭議個案，幾乎都沒有達成這些要求。

拆遷前的程序確實完成，證明「真的有拆遷必要，且成就的公益明顯大於造成的損害」，才有拆遷期間的合法性、拆遷後的補償、安置、收回權等問題存在。假如拆前的審慎評估亂做，補償再怎麼充分也是本末倒置。不過遺憾的是，後面這種先射箭再劃靶的把戲，反而是當前台灣行政的常態，不管在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市地重劃、國土活化裡面，都是如此。

下一步該怎麼走？

在1月20日的總統與審查委員會面之後，總統府發出新聞稿表示：「兩公約精神的推動，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亦即政府的自我期待，比單純落實結論性意見更高。

但這種漂亮話我們聽得太多，真的能落實結論性意見就要偷笑。結論性意見該如何落實？除了依據修正都更、土徵、重劃、國土活化的相關法規（第42點）外，最釜底抽薪的，莫過於調整開發優於一切的政策意識（第37點），制訂反迫遷與遊民保障的特別法（第39、43點），將前述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以及「基本原則」的內容，寫成官僚與法院不能再推辭的法律。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兩公約的可訴性，早已規範在兩公約施行法內；也已經有不少具備人權意識的法官，開始援引公約作為判決的基礎，包括桃園地院104重訴字393號，以及台北地院103年訴字260號判決，以居住權來對抗財產權的行使。如前所提：居住權不能取消財產權，但財產權的行使有其限制。除了公約本身，在歐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也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判決。[1]

另一方面，成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監督結論性意見的落實與行政機關的作為，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現有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缺乏足夠權能，作用非常有限，只能充當一個過渡機制。在人權教育低落的狀況下，企盼官僚自動自發遵循結論性意見，無異緣木求魚。

下一個四年，台灣的人權狀況會不會更好？我們不知道。關鍵的發球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裡。

[1] 可參考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律師一月號，2015。

文 / Ivor Ooi Zingzye

原文刊於PNN公視新聞中心

在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的正式行程結束後，來自印度負責居住權的審查委員、也是首任聯合國居住權特別報告員（2000-2008）的Miloon Kothari先生，受台灣反迫遷連線的邀請，並在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協助下，在台灣進行了三天的探訪與交流。在1月21號，也就是審查結束的第一天，Kothari先生 (圖左) 就在工作人員陪同下前往高雄，探訪拉瓦克部落，並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與當地公民團體進行座談。

近年來，台灣的反迫遷抗爭愈來愈多；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空間計畫體制、地方官商炒作的利益、加上財政困難促成的開發壓力，都深化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立。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該如何自處？面對迫遷大鯨魚，小蝦米該如何自救？

《反迫遷手冊》由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反迫遷連線共同出版，是一本提供給被迫遷者與一般大眾的防身手冊。我們探討「土地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非正規住居」、「遊民」五種常見的迫遷機制，分析制度的原型，並提供人們基本的應對處方，以在面對國家機器或無良建商的時候，能多一份力量。

反迫遷手冊電子書：https://goo.gl/yNXkvv
立刻購買支持：https://goo.gl/5HqawV

（封面繪製：candybird）